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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就该给你写信了。但由于荆夫的《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一书的出版发生了波折,总定不下心来,一直拖到今天。荆夫已经多次对我提出了批评。 是因为它能降低成本

来源:佛手金卷网 编辑:杨林 时间:2019-10-29 14:01

以民众的力量(包括能够反应民意的媒体)限制、早就该给你总定不下心约束官僚行为乃是现代政治的常态。民众用受到法律保护的权利来消解官僚的权力的滥用,早就该给你总定不下心是现代政治中一个被证明非常有效的游戏规则。之所以说有效,是因为它能降低成本,否则,事事都要老板监督,中国政府就会成为一个头颅(决策机构)与身体(执行机构)一样巨大的怪物。也就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将监督权和约束权力交给民众是政治现代化中的一种逻辑以及财政上的必然。这种安排,除了大大减轻政治领袖们的职能之外,也可以使他们能够专司“董事会”的决策功能。然而,逻辑仅仅是逻辑,它不能代表真实,尤其不代表中国的真实。

市场的权力是一组权利,写信了但由这一组权利是一个整体,任何其中一个的缺损都可能影响到其他权利的行使。市场发展其实就是交易的扩大,于荆夫的马已经多次对而交易扩大就必然伴随着经济活动货币化过程,于荆夫的马已经多次对所以经济活动的货币化程度也经常被用来描述市场化的程度。如果以这个标准来衡量,那么中国的市场化程度可能已是世界第一。截止2000年,通常用来表达货币化程度的指标M2/GDP在中国已经达到了152%(这是中国经济又一个令人迷惑的指标),是美国的两倍。而这个指标在1985年仅仅为60.8%。虽然这个指标未必能完全反映中国的市场化程度,但它至少说明,中国90年代的市场扩散速度,的确相当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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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交易之所以能够产生所谓“合作”剩余,克思主义并具有福利改进性质,克思主义乃是因为市场交换是在自由平等的主体之间“自愿”发生的。一旦交易中失去这种“自愿”性,那么不管它以什么样的名义,都可能成为另外一种形式的剥夺。不幸的是,这种以市场形式出现的剥夺在今天的中国几乎随处可见。而其根源,就是权力在市场交易中的普遍泛滥。在这方面,房地产市场中的拆迁问题极具典型性。拆迁,本来是土地需求方与土地占有者(被拆迁者)之间的交易。只有当拆迁价格让双方都满意的时候,拆迁才会发生。也只有这种拆迁才具有福利改进的性质。然而,在中国现实中的拆迁与这种理想模型大相径庭。原因在于,政府作为这桩交易中的第三者出现了。于是,土地需求者与被拆迁者之间的交易变成了政府与被拆迁者之间一桩简单的交易,变成了政府与土地需求者以及政府与被拆迁者之间的两桩交易。政府在拆迁交易中的出现,并不仅仅是在这桩交易中增加了一个无关的第三者(当然,这样可以增加交易次数,提高GDP。需要提醒的是,类似这种增加交易次数,膨胀交易规模的做法,是中国经济活动中的一个普遍现象,也多少可以解释中国经济规模膨胀),而是使这桩交易的性质陡然间发生了变化。一桩本来应该在平等主体之间发生的自愿交易行为在瞬间变成了权力对无权者的强制、变成了权力对权利的剥夺,而市场交易本来意义上的福利增进性质也因此荡然无存。家住中国南京的残疾人翁彪的自焚抗议(这是中国一起极为知名的因为拆迁而导致的悲剧事件),将隐藏在这种交易中的剥夺性质揭示得一清二楚。对于中国的官员集团,以政府名义介入拆迁和房地产市场,其动机主要有如下几端。一是可以迅速改变城市面目,以换取政绩上的表现。1990年代中国许多地方官员,正是通过城市面目“几年大变样”的政绩秘诀得以快速晋升的。其二则是可以膨胀地方财政实力。事实上,通过变卖土地和推动房地产市场的繁荣,房地产业已经成为许多地方政府不折不扣的“第二财政”。第三,官僚利益集团可以在膨胀的房地产泡沫中获取巨大的个人利益。换句话说,官僚利益集团及其合谋者经常就是土地的潜在买方。如此强烈的利益驱动,难怪在遇到拆迁“钉子户”时,湖南嘉禾县的地方官员会恶狠狠地喊出:“谁挡我一程,我灭他九族”的惊世骇俗之语。市场所以有效率,人道主义是因为它能够按照价格信号将资源自动配置给最优者。这里的所谓最优者,人道主义是那些在分工中有比较优势者。他们可能是最节俭者,可能是最勤劳者、也可能是最有能力者。这就是市场“竞优”的本质所在。但官僚经济既然将市场的基础由“权利”偷换成“权力”,将市场的中心由公民和组织的权利偷换成官僚垄断的权力,那么,这样的市场的实际上就变成了“竞权”的市场。这就是说,这种市场是按权力的大小,按离各种权力中心的远近来甄别“最优者”的。如此,在中国的市场中,就出现了这样一种竞争格局:离权力越近者竞争力越强,反之则竞争力越弱。因为权力中心即信用中心、即资本中心,即信息中心。权力像一个黑洞,将各种资源吸附在自己身边。显然,这是对市场配置本意的一种反动,市场信号的失灵更是不在话下。1992年之后,一个非常重要的现象受到普遍的忽视。那就是,在大量国有企业倒闭的同时,另外一些国有企业却在不断壮大。这引出了一个问题:同一种所有制的企业为什么会具有不同的竞争力?可以提供的一种解释是:这是由于官方“抓大放小”(即扶持大型和具有控制力的国企,)以及“国有企业退出竞争性领域”政策的结果。所谓“大”,所谓“非竞争性领域”,不过是政治权力体系中具有不同权重的另外一种说法。这样看来,一些国企的消亡和另外一些国企的壮大,就只能是政治权力在重新划定保护范围过程中,不同国企在这个新圈子中竞争有利位置的结果,而不是国有企业之间市场竞争的结果。事实上,书的出版发生了波折,人民与政权之间这种狡猾的博弈,书的出版发生了波折,就是1989年之后中国政治的核心内容。看上去,这个统治游戏似乎天衣无缝,1989年之后的中国政治实践更从经验上对此加以证明。但稍做推理,人们就容易察觉这个游戏赖以维持的一些一些基本条件。其中之一就是,它必须不断地提供财富增量以满足人民的财富欲望,用一句更加通常的话来说就是它必须有能力不断“将馅饼做大”——这可以说是1989年之后,中国官民之间,各阶层之间达成的惟一共识。不仅官僚阶层要通过“把蛋糕做大”来进一步发展(注意,不是维持)自己的既得利益(这也经常是中国官僚阶层为什么经常赞成改革甚至主动推动改革的谜底),而且民众也要通过“把蛋糕做大”来争取更高的生活水平。不如此,统治者诱之以利的治理策略就会成为无源之水,难以为继。幸运的是,中国不仅做到了,而且做得相当出色。这个关键条件的满足,实际上就是1989年之后,中国政治相安无事,波澜不惊的原因所在。对于这一点,中国的执政者是格外清醒的。也由于这种清醒,“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及与此同义的诸如“发展是硬道理”之类的口号,在1989年之后不仅被奉为执政圭臬,而且得到了政治领袖们极其顽强的强调。如果说1989年之前,“发展”还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一种执政理想或者一种追求的话,那么在1989年之后,“发展”则成为权力得以生存、游戏得以维持的一种生死攸关的先决条件。对此,以直率着称的中国前总理朱熔基曾经做过非常形象的诠释。一则未经证实的故事说,在1993年中国宏观调控开始之后不久,朱熔基在视察处于困境的东北国有大中型企业的时候,听到一片倒彩式的“打倒”之声,性格倔强的朱撂下一句狠话:经济搞好了,你打也打不倒,经济没有搞好,你不打我也倒。虽然这个故事的真假未经考证,但它的确反映了中国领导人对“发展”的极端重视。以这个角度观察,1990年代后期在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趋于衰竭之后,中国执政者不惜代价、不惜手段追求GDP高速增长的狂热,就是一种非常容易理解的现象了。因为游戏的主导者知道,非如此不能生存。在中国执政者那里,发展,不再是一种出自人民的普遍价值,而是维系政权生存的一种手段。这实际上也注定了“发展”这一概念在1990年代后期的异化悲剧。一点都不令人意外的是,这个执政思维在今天的胡锦涛时代,得到了几乎原封不动的继承。所谓“一心一意谋发展,聚精会神搞建设”,不过是用胡锦涛的嘴再讲了一次邓小平的话,可见其深入骨髓的程度。虽然从目前的情况看,中国的GDP的高速增长仍然没有停滞的迹象,但常识和经验都告诉我们,经济增长终究会有停滞的一天。在这个时候,对于一个以利诱为条件甚至是唯一条件的治理游戏来说,将是一个严峻的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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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证明,来,一直拖中国官僚利益集团不仅能够容忍市场,来,一直拖而且还有能力控制市场。在他们那里,市场不再是一种可怕的异己力量,是一个不知道怎么就会催生出某种怪物的潘多拉之盒,而是他们手上一件可以任意摆布的道具,是一个可以完全服从并服务于官僚集团利益的“制度创新”。准确的说,中国在90年代中后期的演变,本质上就是中国逐渐向一种稳定的阶级寻租体制的演变。寻租,作为中国官僚利益集团的一种集体无意识,已经不再需要担心同僚告发,因而也无需合谋(这样可以降低交易成本)去签订一份“一、三、五你贪污,二、四、六我贪污”的明确合约的地步,因为他们心里非常清楚,他们的同事也在干着同样的勾当。现在,他们需要做的就是在任何时候利用任何机会进行尽可能多的寻租。事实证明:到今天荆在现有的体制框架中,到今天荆中国领袖层既解雇不了官僚经理们(在民主国家这种解雇权是通过定期选举来实现的),也控制不了官僚们。这显然已经远远超越了经典的委托代理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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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证明了这一点。1997年之后,我提出了批中国改革在前20年中逐渐积累起来的各种矛盾逐渐系统化、我提出了批结构化的呈现出来。城市化进程缓慢如初,农民仍然以天文数字被禁锢在土地上;城市失业浪潮势不可挡;腐败以溃烂的形式四处蔓延,如此等等,无不说明一直潜伏在中国改革中的病灶正在进入全面发作状态。于是,中国领导人变成了四处灭火的消防队员,对“改革”的改革只好无限期搁置。这一时期,由于单纯的经济增长已经很难掩盖恶化的社会问题,经济增长带来的共赢假象开始幻灭,改革的合法性基础就不再能单单依赖于经济增长,而且要依赖于经济增长的速度。一个荒诞的经济逻辑在经济史中出现了:不保持7%以上的增长速度,社会就不能稳定。这并非中国宏观经济管理者在自我吓唬,这的确是一个非常严酷的事实。在后改革时代的中国领导人那里,这句话的意思是,不保持这样的经济增长速度,中国的失业问题,金融问题等一系列曾经被速度掩盖的问题就将大白于天下。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一位中国经济领导人在为自己的政策辩护的时候曾经感叹到,如果不是及时采取一系列扩大内需的政策,中国经济早就崩溃了。这种评价是符合真实情况的。但问题在于,一个经济体没有7%以上的增长速度就要出大故障,这个经济体不是脆弱到以至于荒谬吗?这种脆弱显然不能用中国严苛的资源约束来解释,而只能从中国改革以及由改革所衍生出来的经济增长模式中去寻找。有趣的是,由于经济的自发增长机制远远没有形成(中国民间投资从1998年以来一直不能启动就是明证),对于后改革时期的中国领导人来说,要维持经济增长的速度,就必须从财政、金融等多方面加大政府吸取民间资源的力度。而在现有体制下,这种竭泽而渔方式所造成的大部分负担必然落在弱势阶级身上(1998年之后,中国农村、失业等诸问题的显性化,都与此相关)。换言之,这种经济增长方式本身就已经成为制造社会问题的原因所在。这实际上是中国改革模式走向最后衰竭的明确信号。

受到经济进步以及由此产生的普遍的民间乐观情绪的影响,早就该给你总定不下心中国共产党内的政治格局也发生了显着的变化。以毛的旧部及思想信徒所组成的传统左派的彻底失势,早就该给你总定不下心使一个以邓小平为中心、以胡耀邦,赵紫阳为前台人物的党内改革派集团迅速成形,并影响日增。中国共产党内第一次形成了一个实力强大,以市场经济为主要取向的改革派。在这个时期,改革已经成为主流,改革精英分子不仅在党内掌握了主动,在中国民间也声誉日隆。当时一句妇孺皆知的顺口溜“要吃粮,找紫阳”生动的反映了中国民间对这批改革精英的支持和期望。毫无疑问,这是改革派在一路顺风的鼎盛时期。与此同时,与邓小平有着政策分歧的另外一些党内精英似乎还处于集结阶段,这批人经常被外界习惯和简单的称为“保守派”。此时,这批人很难有力量阻挡邓小平的改革,也无法推出他们的前台人物。准确说,中国80年代被称为保守派的党内精英,实际上是在生存在邓小平改革的缺陷中,其派系边界也是随着社会问题的逐渐暴露而变得明晰起来的。所以在邓小平的改革还没有露出关键的破绽之前,这批精英分子很难找到发挥的舞台。在80年代早期,显然还不是这些人表演的合适时机。有必要指出的是,这一时期,中共保守精英的基本经济主张是完善而不是改变旧有的计划经济模式。我们会看到,在不同的时期,保守这个词的基本含义将会有很大的区别。有很大的区别。在1993年6月采取霹雳手段惊险渡过了一次极其危险的金融混乱之后,写信了但由中国总理朱熔基曾经在颇有成就感地说过,写信了但由如果不是他,共产党在年底就会完蛋。考虑到当时的中国政治经济情况,朱熔基的这个说法并不夸张。这个例子,突出表现了新一代技术官僚1989年之后在政权中不可或缺的作用。事实上,1989年之后,中国经济遇到的险情并非1993年一次。而中国经济之所以每次都能够化险为夷,并在1989年之后长期保持比较平稳的经济增长,与中国新一代精通专业的技术官僚的崛起密不可分。虽然这一批技术官僚在1989年之后采取的各种短期措施的长期影响,还需要更长时间来检验,但无庸置疑的是,它起码在短期内起到维持经济稳定的作用。也就是在维持经济增长并不断做大馅饼的意义上,以朱熔基为代表的中国技术官僚群体抢救了这个政权的合法性。如果不是他们,以共产党在“六四”之后的道德脆弱性,共产党政权肯定是难以安然渡过1989年之后的各种经济危机的。换言之,它随时可能因为意外的经济挫折而分崩离析。

在2004年秋天郎咸平教授掀起的那一场火爆争吵中,于荆夫的马已经多次对中国着名企业海尔集团的所有制性质引起了广泛的关注。按照传统的划分,于荆夫的马已经多次对集体企业的海尔当然属于典型的民营企业,但问题是,一个民营企业怎么会被青岛国资委赫然列入监管名单?对于这个疑惑,青岛国资委的办公室主任只好以“不好说”,属于“内部秘密,不便对外透露”应付。然而,如果我们理解了1992年之后在中国逐渐成型的官僚所有制,我们就不再会对这个问题感到疑惑了。在90年代中后期,克思主义通过多种方式的赎买,克思主义在1980年代一度以独立姿态与政府分庭抗礼的知识精英们,终于心甘情愿(甚至是兴高采烈)地认可并回归了体制,成为新的统治体制不可或缺的一翼。任何成功的统治都需要行政精英和知识精英之间的合作,这并不独独是中国的特色。中国的特色在于:中国的知识精英所赖以安身立命的高校、研究机构几乎完全为政府所有。换句话说,他们几乎统统是政府的雇员。(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的知识精英从来就是行政体系的一员,他们中间许多人的知识精英地位,完全是依靠行政性垄断权力而取得的。)拿人家的钱,自然就要看主人的脸色。在这样一种雇佣关系下,知识精英的独立性实际上就荡然无存了。而这种独立性正是知识精英们取得社会公信进而行使话语权力的生存根本。如果政府与知识精英之间的关系是雇佣,那么行政精英与知识精英之间的合作就很难称得上是合作,而只可能是赎买或者别的什么。身份上的依附性,是中国知识精英与行政精英这次最新合作最启人疑窦的地方。事实上,我们已经看到,在这样一种赎买关系的腐蚀下,中国知识精英的态度在1990年代后期不仅日趋保守、而且迅速地滑向“极右”。他们将这种精神上的猥琐和趋附装扮成心智上的成熟,将既得利益上的自私粉饰为学术上的保守主义,并以这种精神和态度屏蔽一切转型时期的社会苦难。他们以一种“高贵”的冷漠,将发生在他人身上的苦难轻松地解释为转型代价,甚至社会的正常现象。他们不仅是丧失了知识分子的批判精神,而且是彻底沦为了既得利益的囚徒。一个充斥着乌托邦精神的知识精英群体固然是可怕的,但一个完全泯灭了理想主义的知识精英群体,也具有同样的灾难性。当今中国知识精英群体在精神上所呈现的,正是后一种可能性。基于这样的理由,当我们看到知识精英热衷于加入中国新的精英统治俱乐部的时候,我们看到的,实际上是中国社会一种凶险的发展。因为,这意味着知识权力(作为一种独立的权力)对政治及经济权力将完全失去它的制约能力。中国知识精英被政治及经济权力彻底缴械的现实有力的提示我们,这个正在形成的新精英联盟很可能是一个盘踞在大众之上的分赃集团。果真如此,这将是一个相当可畏的前景。

在90年代中期,人道主义当中国工人第一次遭遇大规模的“下岗潮”的时候,人道主义中国城市中曾经广泛流传着各式各样的下岗工人自杀的故事。一个流传在湖南某地区的版本是这样的。一个孩子由于很久没有吃肉,在市场上偷回了一块。当孩子的父母得知这一块肉的来历后,羞愧难当。于是,他们背着孩子在肉里面放入老鼠药,一家三口自杀身亡。当被问到这个故事的真实性的时候,讲述者言之凿凿:当然是真的,就发生在我们隔壁那家停产的玻璃厂中。在90年代中期,书的出版发生了波折,这种具有明显寓言结构的故事,书的出版发生了波折,更多的是弥漫于中国工人中焦虑情绪的一种投射,其发生的概率与其流传的广度并不相称。但现在看来,这类故事已经全然没有了当时的夸张和渲染成分。有非正式的统计表明,失业工人在中国自杀者中占有相当比率。这说明,许多失业工人的生活挫折已经达到了他们个人的承受极限。今天,当这种悲剧真正发生的时候,人们似乎却不再热衷于传播。这或许是人们已经习惯了悲剧,学会了残忍;也或许是人们正在准备这个故事的后半部分。的确,就中国的改革的进程而言,中国工人在改革中的故事还远远没有讲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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